[摘要]：村干部是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主要组织者和执行者，对林权改革影响的评估具有较强权威性。本文通过对陕西省4县84个村干部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对林权改革政策实践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发现：林改对林农的增收作用有限，但林权意识逐渐觉醒；林改消解村集体组织的经济基础，但促进村级民主进程的发展；林改改善了干群关系，但村庄社会稳定问题突出。林权改革的影响是多面向、复杂的，既要关注它在产权和经济层面的作用，也必须考察在基层实践的政治社会效应。在此基础上还提出若干改进建议。

　　[关键词]：产权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执行；村干部视角；影响评估

　　一、研究的背景和视角

　　作为中国土地制度改革重要内容的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简称林权改革或林改）“与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一样，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1] 。林改政策及其实践是国家意志和政府能力在乡土社会的直接贯彻和生动展现。随着林改深入推进，林权改革研究不仅引起政策研究者高度关注，也已成为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学者的研究兴趣，林改研究的内容和主题也在不断更替和持续拓展。探讨林改这项涉及农村公共资源产权制度重要变革所产生和引发的影响已成为该领域近年来的一项重要研究议题。

　　然而，林权改革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林权改革到底产生何种影响？对此，一时间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世界林业史上最大规模、最具影响、最有成效的改革。” [2] 有学者指出，林改后不少林区大面积种植速生商品林，造成天然林和生态多样性的减损。[3][4]有的主张“林改不仅促进了林业生产的发展和林业产出的提升，而且促进了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进程，包括农村集体收入增收，村庄的民主化进程加快等。”[5]另有不少人发现，林改使林区县乡财政性收入减少，给基层组织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造成较大困难。[6] 甚至有人认为，林改导致村庄社会关系出现恶化，村落共同体瓦解的可能性增加，严重冲击乡村治理的开展。[7]这些争论还在持续，难以形成比较统一意见，将影响未来政策走向。之所以有如此纷纭的观点，主要是由于这些研究要么基于某种价值理念，要么根据制度创新经验，要么以若干个案而展开，相关的实证研究不足。除此以外，既有研究大多从“政府”和“政策”立场出发，缺少从“农村”和“基层”立场出发，没有把“从上往下看”和“从下往上看”的视角有机结合起来，也缺乏对“所以然”的深度挖掘。

　　由于村干部是新一轮林权改革实践的主要组织者、执行者。无论是林改政策的有效执行，还是配套政策的全面推进都需要他们积极参与和认真组织。村干部对林改政策基层实践和执行情况有着更深刻感受和较为全面认识。相对于书斋里的学者,他们的意见和判断通常更为现实可行和客观准确，可以更全面和更好地理解这一政策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因此，从村干部视角对林改这项重要的农村政策实践及其影响评价进行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样本的基本情况

　　2010年7-8月，笔者组织课题组部分成员对陕西省首批10个林改试点县当中的4个县开展调研，向村干部发放问卷160份，收回问卷120份，获得84份有效问卷。样本村所在的4个县分别为宁陕、太白、西乡和洋县，均已完成明晰集体山林产权任务。每个样本县选择3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镇（乡），每个镇（乡）随机选择3—5个村庄调研。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涉及林改实践的进展情况、存在问题、产生的影响及对完善林改的建议。为弥补问卷调查的不足，还与当地乡村干部进行座谈或半结构式访谈，并运用查阅文献资料等方法，以确保本项研究的科学性。

　　表1 样本结构（略）

　　在84个样本村（建制村）中，每个村平均有4名村干部，平均人口为1835人，平均户数为498户，平均有6个自然村和11个村民小组。“八山一水一分田”是被调查村庄的典型特征。在84个被调查的村干部中，村支书有40人，占总调查人数的47.6%，村委会主任为21人，占25.9%，其他村干部为23人，占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