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曾参与编写财经畅销书《增长的极限》的挪威学者乔根·兰德斯，携新书《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在北京举行首发式。

在这本书中，兰德斯认为，“2052年，中国的人口会更少，人均收入和经济总量都将为现在的5倍，中国可能会进入一个像日本在1955年到1990年赶超西方的状态。中国将走在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前边，世界经济的中心也将和平地交接到中国。”

兰德斯的上述观点，无疑会令国人备受鼓舞，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激荡沉浮数百年之后，终于可以在未来40年后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

以我国经济既往发展增速推测，兰德斯的上述观点，其实并无夸大之辞。在过去30年中（1983—2012年），美国人均收入年均增速约为1%，而同期我国人均收入年均增速却达到近7%（以美元计），这就意味着在过去30年中，我国人均收入年均增速比美国高出近6%。再论经济总量，1983年美国GDP为3.54万亿美元，同期我国GDP约为0.24万亿美元，其时中美GDP比值约为1：14.7，但30年后（2012年）中美GDP比值却已缩小为1：1.8。

再以此发展增速进行测算，我国人均收入可能用不了25年就可以增加5倍，30年后就可以接近美国人均收入，经济总量在2020年后就可以赶超美国，2035年前后则将是现在的5倍。如此，兰德斯所言的“2052年中国人均收入和经济总量均将为现在的5倍”，不仅没有夸大，似乎反而偏于保守。

但是，这种测算方式，是典型的经验论思维，是建立在中美两国人均收入和经济总量增速均僵化不变的基础上的。

任何一国经济的发展，均不可能永远是线性发展趋势，而只可能是动态的非线性发展趋势。事实上，无论是我国还是美国，未来经济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抛开美国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论，单论我国经济的现状，其过去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以及其内在驱动力，当下均已明显弱化———我国GDP增速2012年和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仅分别为7.8%和7.6%，持续递减趋势已经相当明显。而支撑经济增长的内在要素资源，无论人口红利的优势还是廉价的土地、资源等，当下亦均已不复存在，故而，据此形成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其边际效率的持续递减亦已不可避免。此外，再加上欧美等发达国家外部需求的大幅降低，我国当下经济状况事实已经不容乐观。

当然，在我国此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下，未来10年内，我国经济仍有可能保持5%以上的增速。可是，如果缺乏内在经济体制的深刻转变，在这一高速惯性消减无力之后，我国经济极可能会面临较长时期的停滞。

所以，兰德斯所认为的“2052年中国将走在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前边，世界经济的中心也将和平地交接到中国”，其实是一个极具误导性的伪命题。如果因此过于自信，而延误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时机，我国未来经济不仅不可能“超欧赶美”、“问鼎全球”，相反，却极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持续难以自拔。

再者，2052年我国能否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不仅取决于其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人均收入、贸易总量等，更取决于我国未来的商业文明、法律法治、人文精神等软环境实力，能否契合未来商业全球化的内在包容性。

2052年，距今还有40年，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大周期而言，这是一个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跨度。40年后，我国经济将倍增到何种程度、将在全球扮演何种角色，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臆想的必要。行动才更具力量，当下我国急需全面启动新一轮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以此激活我国经济的内生活动，如此，我国经济现状才有可能得到根本扭转，我国经济未来亦才有可能迎来金光大道。

中研普华报道：在碳市场成为全球主流减排机制的同时，碳金融也正在变得“火热”。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11年全球排放权配额交易市场中，有金融机构参与的成交额超过60%，期货交易量超过80%，碳债券、碳基金、碳指数等一大批碳金融工具应运而生。

中国碳市场工作试点开展以来，不少国际金融机构都正在憧憬规模。

“国际性金融机构几乎都参与了欧盟碳市场，当然它们对新兴碳市场比如中国一样感兴趣”，埃森哲可持续发展全球总裁布鲁诺·贝尔森（BrunoBerthon）对记者表示。

不过，中国碳市场工作属于起步阶段，7省市碳市场试点仅有深圳碳市场在6月18日正式“开锣”。

当日收盘价28元。百日后的9月26日收盘价72元，增幅达140%。

但其余6个省市的启动工作尚无确定的时间表。

“因此，现在很难说有无机会，国际金融机构还看不到中国碳市场的真正机会。”布鲁诺表示。

事实上，中国几大环交所比如北京环境交易所也一直积极的探索碳金融工具的应用。

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在此前举行的2013（第四届）清洁发展国际融资论坛上就提到，中国碳交易活动中，一定要发挥金融工具的作用，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的活跃性，“目前北环所正在对此进行研究”。

金融手段需进入碳交易

目前，中国碳交易试点市场还只允许现货交易，并没有任何衍生产品。

“现在先不要去考虑金融产品的进入，先把市场搭建好后再考虑金融工具”，一位长期参与碳市场建设的官员对记者表示。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姜洋此前也表示，中国碳交易市场应以现货交易为主。

不过，纵观国际碳市场中，银行、基金等金融机构是跨国碳交易的主要组织者，在欧美碳交易市场中，金融机构也是市场重要的参与者。

“以欧洲碳市场为例，各大银行一开始就很自然的扮演了重要角色。”布鲁诺表示。

当一个公司拥有碳配额或者碳负债时，它们往往有两个选择，一时自己成立部门管理其碳业务；二是委托与它们有业务往来的银行代为操作。

“如果碳资产较多的公司，它们往往会自己成立专门的部门；而一些比较小的公司，则与银行合作，这样银行就自然而然的进入了碳交易体系中。”

另外，提供碳金融的金融机构，包括以碳信用作为标的的低碳项目进行放贷的金融机构，必须能够对冲其风险。事实上，这意味着需要允许交易者进行期货交易。

一方面，开展碳交易权期货及衍生品交易，可以提供高效的信息交流平台，形成公开透明的交易价格，既方便买卖双方寻找交易对手，也为相关企业的排放权现货交易提供权威公正的定价机制；另一方面可为相关现货企业提供有效的避险工具，由于排放权项目建成以后需要运行较长时间，在此期间所产生的减排量价格也在不断变化，通过碳排放权衍生品交易可以有效规避价格风险。

这在西方碳交易市场上已经成为了常态。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曾在21世纪经济报道《低碳周刊》中的署名文章中强调（详见2013年7月2日），“碳市场机制下通过必要的金融创新，既可实现减排资金投入的社会化融资和有效的风险管理，也能对减排财务负担在较长时间内进行分摊”。

目前，中国的几大环境交易所正试图让监管机构松口、一些金融机构也正在研究碳期货。

中信证劵已经开始关注碳交易。

“不过，目前仅是研究。国内碳交易体系还没建立起来，所以三五年可能还无法成行。”一位来自中信证劵的人士向记者表示。

国际金融机构还在观望

当然国际金融机构也是一直关注着中国碳市场的发展。

布鲁诺就碳市场的问题与汇丰银行以及法国一家银行的高层有过交谈，“它们纷纷都对碳市场感兴趣”。

特别是今年6月18日深圳正式启动碳市场以后，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更加将目光聚集到了那里。

“我听说一些来自香港的银行和基金也拜访过深圳碳交易所。”《经济学人》能源编辑马汀（MartinAdams）对记者表示，他们应该是想清楚的了解整个交易过程。

尽管关注，但从实际行动上来看还处于观望态势。

目前很多国际金融机构对于中国碳市场都处于观望状态，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中国碳市场依然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

其中，中国碳交易是否真正具有流动性是一个关键。

尽管，国内目前唯一的碳市场深圳碳市场的碳价一路走高，已经升至每吨70多块人民币。而事实上，这个价格又能否真正反映市场的供需关系呢？不少“碳圈”人士都认为目前深圳的价格并非真正的市场价格。

“碳交易价格不能如实反映供求关系，这让更广泛的碳金融工具的开发工作更为艰难”，马汀说。

此前马汀在其撰写的有关中国碳市场与碳金融的报告中表示，国家发改委在2020年以前并不会允许国外金融机构参加到碳交易中。

不过，此说法目前还没有得到发改委的官方证实。国内一些了解情况的人士也对记者表示目前尚无听到如此说法。

“无论怎样，其实金融机构目前不会轻易的踏入中国碳市场，大背景是中国目前并非市场经济，而且碳市场试点工作还说明不了太多问题”，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对记者表示。

除此之外，布鲁诺还特别强调，“要想有一个好的碳市场，就要有好的碳价格；好的碳价格，就必须要有法律的运行。”

不过，在中国碳交易概念本身依赖的法律基础薄弱。除深圳外，其他地方均不存在强制企业遵守排放目标的法律框架。目前正在起草中的全国性的《气候变化应对法》或弥补此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