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华沙气候大会经历“加时赛”后终于结束。今年是气候谈判的小年，会前舆论对华沙大会的定位是一次“落实的会议、过渡的会议、为2015年铺路搭桥的会议”。

但经过漫长的拉锯战，会议在资金问题、德班平台等几个关键议题上的进展，都比预期要低。人们对气候谈判口号多、协议多、落实少的弊端以及发达国家逃避承诺的行为越发担忧。在不尽如人意的大会结果面前，未来的气候谈判仍需克服种种阻力前行。

资金援助最令人失望

华沙大会推进了部分议题，主要取得了三方面进展：一是德班增强行动平台基本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二是发达国家再次承认，应出资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长期以来，国际碳市场碳价低迷，气候适应基金的资金量远不及预算水平。此次会议通过各方努力实现了1亿美元的筹资目标，主要来自欧洲国家，其中德国和瑞典的贡献最大。三是就损失损害补偿机制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同意开启有关谈判。监测报告核证体系、森林碳汇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气候资金和技术机构的建制也得到发展：通过了绿色气候基金机构规则，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也将接受发展中国家对技术转让的申请。

但是，三大议题的实质性争议都没有解决。比如，中期资金问题安排模糊。发展中国家强调的未来几年的资金总量和中期路线图并没有得到明确的量化安排，这也是本次大会最让人失望的地方之一。

德班平台是此次谈判的重头戏之一，但拖延和“孱弱”是对此次德班平台谈判的总体印象。各方的利益分歧并未明显缩小，反倒有扩大的趋势，取得共识非常困难。关于2020年前的表述和2020年后的计划安排、语言都被弱化。根据目前的分析，德班平台的案文对未来谈判的指导性不强：谈判时间表不明确，自下而上的模式比较明显。

日澳减排目标大退步

从华沙大会来看，谈判呈现出比以前更加分化的现象。发达国家阵营中，欧盟、挪威和瑞士继续推动德班平台。但有些发达国家不仅没能提升其减排雄心，反倒大步后退，引起普遍不满和强烈谴责。“伞形国家”（美、日、澳等欧盟以外诉求相似的发达国家）一面大踏步往后退，一面冲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防火墙”。美国没有锋芒毕露，实质推动其自下而上的机制。日本2020年的减排目标不降反升，澳大利亚也做出退步的行动，推动取消国内减排目标和政策的法律措施，在资金问题上也“出言不逊”。德班平台上，发展中国家中的主要排放大国抱团，但在对未来新条约的一系列安排上，与小岛国、非洲国家集团等分歧较大。

经济衰退，气候谈判也低迷，这时候更需要一个“火车头”的作用。这次会议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因为缺少了“火车头”，整个会议显得七零八落、缺乏生气。需要冷静下来，想办法恢复大家推动谈判的热情。

错综复杂的局面，给中国发挥领导力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发展中国家里，中国减排压力最大，更应积极面对。中国在今后几十年中要应对环境、资源和气候变化的多种挑战，任务十分艰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环境生态保护、资源节约与应对气候变化是主要内容。这三者既有自己的独立性，也有交叉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要加强统筹和协调，把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以及资源节约的政策、措施和行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国际气候变化治理中，气候谈判按照德班平台的要求，需在2015年达到一个新的气候变化条约并在2020年后实施，同时要提高2020年前的减排目标。

在谈判低迷的情况下，大家正在思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提高2020年前的减排雄心；在新气候变化条约中，如何确保各国的减排目标是公平和适当的；如何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考虑各国在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上的区别，提出合理的减排目标。

如果持续按照目前的谈判模式和速度，2015年的巴黎大会是否能够完成终点冲刺，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议令人担忧。根据多年的谈判观察，我们认为需要探索新的谈判模式和方案，需要寻找结合本国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的公平、有效、可行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