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2日，奥巴马和习近平共同捧出了中美气候宣言，为全球减排进程打出一针强心剂。

气候和能源合作成为中美难得的共识空间，这也进一步使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集中到这两个大国的身上。而联合国主导的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的气候谈判，面临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境地——习奥达成的减排宣言已经表明：能够让美国作出明确量化承诺、让中国宣言排放峰值时间目标的，是中美的双边框架，而非联合国构筑的全球大谈判桌。

20年前，虽然美国没有参与其中、加拿大中途退出，但《京都议定书》顺利获得了当时国际社会的接受，开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京都议定书》界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和义务，阵营边界清晰，各国对排放责任和减排义务在原则上没有大的异议，谈判长期围绕资金上的讨价还价。

时空转换。如今的美国一改当年搅局者的角色，开始扮演减排先锋。而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排放增速最快的国家，遭遇了空前的环境危机，急需扭转增长方式。

两个排放大国都有动力、有实力、有理由来下好气候变化这盘棋，为两国争取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战略合作空间。

2013年4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设立了气候变化工作组，此后一系列密集的会谈引人注目。两个月后，中美两国就削减强效温室气体达成协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氢氟碳化合物（HFC）生产国，这个协定把温室气体中的HFC纳入了中美双边框架。

HFC将不是唯一被纳入中美双边框架之内的应对气候变化关键目标，人们已看到了中美在事实上主导全球减排事务的态势。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UNFCCC谈判，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一路走在迷雾中。德班平台依然进展艰难，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一些传统大国的衰落，使《京都议定书》框架的基本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已经无法构成谈判各方的基础共识。人们对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失望难以掩饰。气候科学家凯文·安德森说：“我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能使各国领导人重回谈判桌的方法，而不是一项在另一个四年或者五年里阻碍减排的毫无说服力且无关紧要的协议。”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经济走低，曾经积极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UNFCCC框架的欧洲，影响力在持续衰减。

欧洲国家希望发挥其领先优势，在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奋力博回话语权和影响力——无论德国力推的能源转型经验，还是EUETS（欧盟排放交易体系）重新分配配额、重振碳市场的努力。在非正式的业内研讨中，甚至有欧洲研究机构提出：能否促成各方承诺一个共同的碳价或碳配额？这被一些中国专家评价为“一厢情愿”。

APEC闭幕后，今年的UNFCCC气候谈判将于12月在秘鲁利马举行。两相对照，人们很难对后者的谈判结果抱有太高的期待。尽管2016年之后共和党重返白宫会给美国气候政策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此次习奥会谈所达成的政治意愿和减排力度，已经是UNFCCC的谈判所无法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