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脱碳”引领的社会、经济大调整，已经开始

   碳市场交易制度还有不少完善的空间，包括需要明确碳交易总量控制，提高违法成本等。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承诺，是继2015年中国提出将在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峰目标后，中国更为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这将可能使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时间提前5年至10年，会对全球气候治理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指明了中国未来40年的国家发展战略，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要深度脱钩，中国经济结构将发生一场巨大的变革。

  专家普遍认为，只有在“十四五”就提高政策力度，才能保障中国在2030年前达峰，并把峰值稳定在合理水平，使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一曲线更为平滑，实现软着陆。

“十四五”为什么重要

  “碳中和”，意味着人类活动引起的碳排放经碳汇、碳移除等中和后，能够达到平衡，即“净零排放”。狭义“碳中和”指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广义还要加上甲烷等其他温室气体。中国提出的“碳中和”究竟指二氧化“碳中和”，还是温室气体中和，有待进一步明确。

  科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为了不让全球气候走向灾难，21世纪末温升比起工业革命前，不应超过2℃或1.5℃。

  虽然1.5℃和2℃目标已被写入《巴黎协定》，但目前各国提交的自主贡献承诺都加起来，全球气温仍有可能上升3.2℃。专家普遍认为，中国提出的2060年“碳中和”目标实际上瞄准的正是温升1.5℃，这是一个负责任但实现难度非常高的目标。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认为，完成中国新承诺的时间表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对碳排放的控制稍松，在2030年前达到相对较高的峰值，然后开始下降。但这一减排路径，挑战大，经济损失也大；另一种更为科学的路径，就是从“十四五”开始严格控制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峰值，然后开始先缓后急的下降。

  无论是哪一种路径，“十四五”将直接决定能否完成2030年前碳达峰，以及峰值水平，从而关系到“碳中和”目标的成败。而且，“十四五”期间的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能源、交通等领域，还必须考虑在2030年达峰之后，高碳设施还能不能继续使用？

  “如果把原本寿命期是三四十年的高碳工业、能源、建筑和交通的基础设施提前淘汰，将有可能造成规模化的搁置资产。”柴麒敏计算，如此“硬着陆”带来的损失，年均将额外产生1.3万亿元的经济代价。一种补救思路是末端治理，如对“十四五”上马的火电、炼钢、水泥等高碳产业加上碳捕集装置。但基于目前的技术评估，这一方式比源头减排的治理成本要高很多。

迈向“碳中和”：“十四五”须严控化石能源

  综合各研究团队估算，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要从目前的每年100亿吨左右，降到15亿至20亿吨左右，加上碳汇和碳移除技术等，才能实现“碳中和”。这条脱碳曲线走起来有多难？

  柴麒敏介绍，国内主要研究机构的分析结论表明，中国要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2040年左右就要实现电力系统的近零排放，2050年左右要实现能源系统的近零排放。一个共识是，要尽快碳达峰并如期“碳中和”，关键是用非化石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柴麒敏表示，从“十三五”时期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增量来看，其中20%左右来自于煤炭消费、80%左右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因此有必要在“十四五”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实现新增能源消费主要依靠非化石能源来满足。

  目前较多研究都预测，2050年左右，非化石能源比重将达到80%左右甚至更高。

  随着城镇化进程持续，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走高，相伴而生的碳排放增长势头仍将强劲。脱碳路线如何绘就？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行业需要提高电气化比例，同时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这就要求能源部门必须加大脱碳力度，用清洁电力去“喂饱”正在蓬勃发展的终端用电行业，从而保障在完成碳减排任务的同时、不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稳步提高。

  这也是为什么能源结构调整必须发生在当下，没有时间再犹豫。能源基金会支持的《中国“碳中和”综合报告2020》估算，按照最新的气候目标，建筑和工业部门需在2025年前达峰，交通部门需要在2030年—2035年达峰，而电力部门碳排放需要在2025年前尽快达峰并开始迅速下降，在保障用能安全的同时，支撑其他行业的碳达峰路径。

“转危为机”需要新增长路径

  绿色发展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疫后复苏的必选项。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提出，迈向绿色发展，“十四五”足下之步需加快完善碳市场体制与机制建设。近期生态环境部开始就全国碳排放权管理和结算办法征求意见。邹骥认为，碳市场能有效激发市场主体增加碳减排的投资，促进低碳技术的创新，并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是，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中，碳市场管理办法的定位较低，效率也较弱；碳市场交易制度还有不少完善的空间，包括需要明确碳交易总量控制，提高违法成本等，但当务之急是在“十四五”期间先做起来，在实践中寻找优化的解决方案。

  实现绿色转型，需要巨量投资。包括欧盟在内的不少地区和国家都已经出台绿色复苏计划，引导资金投向新能源、建筑翻新、清洁交通等领域。中国也在经济刺激中大力鼓励新基建、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投资。

  此外，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研究报告估算，在温升2℃或1.5℃目标下，未来30年中国的能源系统需新增投资约100万亿至138万亿元，约占每年GDP的1.5%至2.5%以上。柴麒敏估算，到2030年年均投入3.7万亿元，“要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通过政策手段和碳定价机制降低气候投融资的成本和风险。在起步阶段能够扶上马送一程，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流动性才能保证良性发展，逐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日前，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五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将大力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发展。

  国际上，金融部门、投资者已经开始高度关注棕色资产的风险。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马骏日前撰文表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已成为全球金融业的共识，除了解决绿色产业融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识别和防范由于环境、气候因素带来的金融风险。

  转型同时带来很大的经济机会，柴麒敏强调，201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直接就业人数已经约为408万人，接近于煤炭原来五六百万产业工人的规模。“十四五”该领域的就业人数有望超过煤炭产业从业工人总数。同时，参考欧盟设立公平转型基金（Just Transition Fund）的方式，对受煤炭等高碳产业转型冲击较大的地区和人群，提供支持和保障，让所有人都能共同分享低碳转型的绿色效益。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也建议，将绿色转型与经济复苏有机结合。新增投资应尽可能包括更多符合绿色标准的项目，重点扶持特高压、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项目以及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绿色建筑等绿色产业，支持碳捕集与封存（CCS）等绿色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推动传统高耗能行业脱碳，加速工业部门绿色和数字化转型，减少经济对碳密集产业的依赖。即便是“非绿”项目，也应符合减排和环保标准。

  此文原载于财新《中国改革》2021年第1期